「世上每一個人都有他生存的價值，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這並不是基於對世界的不捨，而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尚待完成的事。」──秋草鶴次《十七歲的硫磺島》
故事一開始便以一個日本小兵呌角川的角度來敘事，無論是戰爭場面還是跟著人物走，導演陸川都大量運用了運動境頭，去追蹤人物，加上整套片用黑白片的手法來敘 述，使人有置身當時南京的感覺。可惜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導演便用了一些電腦特技，加上黑白片是用彩底黑白化的技術處理，而非真的用黑白底片來拍（如《舒特拉 的名單》），便整個擬真效果有點失真。
陸川用了一大堆虛構與某些真實的人物如拉貝，去仿真一部宏大的敘事，我們先不在此爭論福柯、海登‧懷特或德里達他們那種歷史敘述虛構論的理論，但我們卻可以 看見導演不忘在影片結束後還為每個人加上生卒年份，尤其是小豆子還活着那副相卻挺能振奮人心。但陸川在處理如此宏大敘事的時候，依然有點力不從心，某些過 場畫面卻嫌有點兀突，甚至有人在網上說這部《南京！南京！》是一部「景片」，認為「這部影片把南京城抽空到一個懸浮的位置上，根本無法落到實處，換言之， 它割斷了所有歷史和現實的連接。」
不過當然，這種虛擬的歷史戰爭片的敘事文本，或許可以把它看作傷痕文學的一種，透過重塑歷史，在真實與想像之間重構。不過有個好有趣的說法便是，日本有一個長期以來未受辨別的說法，即聲稱日軍兵臨南京城下時，12月9日曾空投勸降文告，要求中方在次日中午前作出答覆，中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塚田攻少將偕參謀公平匡武中佐、中山寧人少佐和岡田尚在中山門外等待至下午1時，未見回覆，才向南京發動進攻（東京審判時被告方多次提及，其中以岡田尚所述最詳，見《日中戰史資料爭》8「南京事件」Ⅰ，第262頁）。今天更將勸降書發揮為「按照國際法」的「和平開城勸告文」（竹本忠雄、大原康男著，日本會議國際広報委員會編集《再審「南京大虐殺」——世界に訴ぇる日本の冤罪》，明成社2000年版，第24頁）。 此說在日本「虛構派」及「中間派」中十分流行，其潛台詞，用渡部升一的話說：「如果這時中國投降，將什麼都不會發生。」渡部並聲稱：「率領國民政府的蔣介 石並沒有向世界傾訴南京大屠殺，原因就在這裡」（小室直樹、渡部昇一著《封印の昭和史——「戰後五○年」自虐の終焉》，德間書店1995年版，第69頁)，這與咱們偉大祖國宣稱在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屠殺是如果當時學生趕離現場，便沒有那場大屠殺的邏輯一樣啊。
入戲院之前以爲會是很誇張很壯觀的戰爭片，所有人都義憤填膺，向日軍吐口水等等。但看的時候才發現，影片中的人物只有國軍做了微弱的反抗，其餘的人們沒有任 何反抗，都是待宰的小羔羊，他們不知道自己會死於怎樣的方式，恐懼也軟弱。我反而覺得奇怪了，爲什麽不反抗？爲什麽面對死亡是如此軟弱，甚至妥協？任憑哪 一部戰爭片，特別是抗日的戰爭片都必然會有反抗，即使是毫無束鶏之力的老百姓。
片頭的開始，幾個日本兵打開房門，發現全是南京難民，他們也害怕，馬上叫人去叫援兵，不敢妄動。但老百姓竟然沒有一個敢反抗，都乖乖得舉起手，茫然地看著日 軍；而之後被叫去做慰安婦的婦女們也是完全聽天由命，還吃日本人給的食物；也有爲了救自己家人，而被日本人利用出賣整個難民營的人，而我想這些人也就是梁文道在〈焉能辨我是忠奸〉裏講的「Famous Jimmy」 吧？所有的這一切都跟我們熟悉戰爭片不一樣。小時候，無論看遊擊戰還是間諜片，都無不表現了中國人面對敵人時的機智與勇敢，不卑不亢，只有黑與白，正義與邪惡。大概陸川是想還原人面對死亡的真實表現，不想令電影過於劇情化吧，所以也在影片中表現了某些日本人溫情的一面以及他們的思鄉情懷。也難怪陸川被憤青罵了。
其實電影中人物塑造還是很不錯，特別是小豆子，他的眼神牽引著每一個人的目光，讓人心疼也給人帶來希望。人們在難民營裏也有娛樂，唱戲劇，打麻將，孩子們天真的笑聲，這是難民們樂觀的一面，日軍卻扼殺了人們的笑容。唐先生臨死前說了一句話：我的老婆又懷孕了；還有結尾的那個場面，角川結束了自己壓抑的生命倒在開滿蒲公英的郊外，小豆子吹著蒲公英一路笑著離開這座死亡之城，都是生命的延續，讓人感到未來的光明與希望。片尾以角川的自殺，襯託出小豆子的生，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而角川放走小豆子兩父子，倒令我覺得很像《東史郎日記》的序中，東史郎放五個女人一樣，而小豆子臨走時的笑容，一路走時的笑容，反而有點像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長片《伊凡的童年》中，伊凡最後與妹妹在沙灘上奔跑時露出的笑容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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