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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0日星期日

朋友的書店

已經十幾天了

開幕的告示還未貼出來

平日不用睡的小關也在打呵欠

還要開多兩天通宵,他想

否則惹來更多的空白

浪費更多的時間

裝修了店舖大半個月

才記得,忘了做廣告

看看樓下的燈箱

找師傅來調較的時候,曾經

盛載過眩目的光芒

但早幾天一陣風就打碎了

裏面殘破的溫暖

誰也不懂得應付

而玻璃的碎片已刮破雙手

還要提著沉重的工具箱

來回三層漆黑的梯間

這份艱辛的工作

真的可以做好它嗎?

午飯還未吃完

又要帶上粗糙的工人手套

倚著寂靜的牆壁

感覺更疲累了

今天是星期日,朋友們都去逛街

看電影放鬆一下

阿煌提醒大家說

昨晚還剩下幾罐咖啡

再過兩小時

坐下來品評我剛買的幾套綫裝舊詩集吧

二○○七年十月十九日定稿

曾刊於《秋螢詩刊》復活第五十五期

2007年10月15日星期一

給詩的信,一:詩的功能

關於詩的功能是一還是眾,究竟哪樣才是詩的功能,這個問題,經過了很多年,人們仍然一直在探討。在中國,對於這個課題作出較完整思考,最早的是孔子。他在《論語‧陽貨》中說詩是可以用來「興」、「觀」、「群」、「怨」;更可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甚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除了興」,其餘各樣都與政治、教育有關,偏向實用,更確立日後儒家所謂「詩教」之說。當然,《論語》是講哲學、倫理,不是文學書;對詩的觀察,所採用的角度自然與文學家不同。而中國第一本的詩集《詩經》,其中《毛詩序》就說詩是「言志」:「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志,就是心中的點滴了,然後藉「言」將它「發」出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表現。在西方,亞里士多德雖然是哲學家,但對詩這門玩意很有興趣,甚至可以說是「業餘發燒友」,還寫了世上第一部討論詩的著作《詩學》,不像他的老師柏拉圖,一見到詩就像遇上賊,一邊驅趕、一邊打罵。《詩學》中說詩是「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是用來表達現實世界的本質與規律。這種說法,當然和他想探尋事物真理的哲學精神有關。

這樣一來,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儒生會批評老外的亞里士多德只顧說道理;要知道上帝的歸上帝,凱撤的,不好意思,請歸凱撤。但亞里士多德也會不滿《毛詩序》的作者,若果只是表達自己的心思,隨便向天空喊幾句「我很空虛」、「我很悲哀」、「我很憤怒」不就更經濟?至於《毛詩序》的作者也許亦會對儒生只從政治大局著眼有點不滿;要識字、分別事物,坊間可是有字典、圖鑑供人所用,詩可是個人的東西。這樣,鬧到最後,大家仍然以自己有限的目光去懷疑別人,似乎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更糟糕的是,他們會將自己深信不疑的那一套標準,神經質的要求別人也跟著走,只能寫這樣、只能寫那樣,界線不容逾越,稍有不慎則永不超生;卻使本來愉快的創作變成另類的考試,久而久之,惡性循環,文字倒成為負資產。

關於詩的功能,眾說紛呈,就像翡冷翠有太多的大衛,身高形貌不一,看著看著倒有點頭暈了。但是大衛再多,他的父親也就只有一個。那麼詩呢?感到困惑的,不單是此時此地的我們,更有在另一個時空的有心人,對這問題,鍥而不捨。一九二○年代的俄國,因為政治氣候還算和暖,有一批研究者成立了「莫斯科語言學會」(Moscow Linguistic Circle)與及「歐伯亞滋:文學語言研究學社」(OPOJAZ),成員衆多,著名的包括雅各佈遜(Roman Jakobson)、佘格洛夫斯基(Viktor Shklvoskij)、愛森堡(Boris Ejxenbaum)等人,促成了「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學派的誕生。針對「詩的功能」這個問題,這批學者花費了極大心力,以研究語言與詩的關係為綱領,試圖理出一個頭緒。其中,以雅各佈遜的成果最大。他在《語言學與詩學》(Linguistics and Poetics)一文中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詩也是一種語言、一種說話的方式,所以他先以研究人類通過語言交流這個行為作立足點,然後將方法,舊瓶新酒,搬到詩去。根據他的考察,整個溝通行為中,涉及的元素,有六種,分別是發訊人(addresser)、收訊人(addressee)、訊息(message)、媒介(context)、渠道(contact)、代碼(code)。而這六個元素各自產生了不同的功能,放在詩,也就代表了詩的功能,分別對應為表現的(emotive)、認知的(conative)、詩意的(poetic)、接觸的(phatic)、指示的(referential)、形上的(metalingual)。當然,我們可以咎病他對詩的功能過於簡單或者複雜化,但是他從中揭示的道理卻值得我們細嚼,原來同一樣的東西可以有多種功能並存;在同一屋簷下,並不是「一言堂」的單一頻道,而是可以眾聲複調、多元並存。詩,以至文學,可以、甚至是理所當然,擁有種種不同的功能,可以「識鳥獸草木之名」,更可以「言志」。就像杜甫的《兵車行》,它的功能可以是通過征人的口述,控訴在上者不顧人民死活、連年征戰,嚴重破壞生產,「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為人民帶來苦難,「新鬼煩冤舊鬼哭」;亦可以用作紀錄唐代「開邊意未已」這段歷史;找個近一些的例子,西西的《可不可以說》,這一首詩,作者當然可以運用這種文體去反思生活的規範、諷刺社會的昧於因循。然而,前提是,雅各佈遜以至整個「形式主義」學派這樣告訴我們,一篇寫下來的文字,之所以成為詩,關鍵在於詩意的亦即美感的這個功能之發揮,超過其他並存的功能,從而潛移默化,領導、影響、改變其他元素,因此主宰了這篇文字的屬性。正因為這樣,西西的《可不可以說》才成為一首詩。所以看一張菜單,說它不是詩,不代表它全無詩意,而是在這裏,美感因素不是主人、不是團體裏的老大而已。反過來說,詩當然可以提供知識、諷刺社會、表現自己;但詩之為詩,它需要提供的卻比這些要更多一點,就是詩意、美感的發揮,以成就、完全了詩。當欠缺了這個基本因素,或者被其他因素蓋過、壓倒,寫下來的文字就不是詩,而是別的東西;不是在說那些文字的好壞褒貶,只是說它迷了路,它其實是屬於另一個天地。

二○○七年六月六日定稿

本文曾刊於六月十七日《成報》